2024-08-27 17:16

从渠家大院看晋商末路-九游会登录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,作者:老康,头图来自:由ai生成

文章摘要
通过渠家三代人的故事,探讨晋商在清末民初的兴衰历程。

• 🏠 渠源浈预判清朝覆灭,撤资票号。

• 🔧 渠本翘创办山西首家民营工厂,推动票号改革。

• 📚 渠仁甫坚守家业,保留晋商最后的体面。

位于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,应该是知名度最高的晋商大院。相比之下,同在祁县的渠家大院,熟悉的人很少,去参观的游客也很少。本文想讲的,是晋商在清末开始走下坡路之后,渠家第十七世到十九世三代人的故事。


从明朝给九边送粮草换盐引开始,哪怕明末清初最动荡的时期,晋商的资金积累和从商经验都是延续不断的。新中国的公私合营算一个历史节点,改革开放之后的山西商人们都是从零开始,无论资金还是经验,与当年的老晋商已经没什么直接联系了。


清末晋商是不是特别守旧,没有锐意改革?如果有能人带领晋商改革,能不能不衰落?如果衰落不可避免,谁可以算最后一个老晋商?


上述这些问题,渠家“源”字辈的渠源浈、“本”字辈的渠本翘、“晋”字辈的渠仁甫,这三代人的故事可以给我们答案。


“源”字辈:开明又古怪的土财主渠源浈


“源”字辈是渠家第十七代,恰逢道光、咸丰年间山西票号的鼎盛时期。在此之前,渠家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大茶商,开辟了从武夷山到俄罗斯的万里茶道。再加上这个时期开办票号生意兴隆,可以说祁县渠家是晋商里茶业和票号业的顶级大家族。


渠源浈生于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,是三兄弟中的老二,因为乳名旺儿,所以祁县人都叫他旺财主。说他是山西土财主,一点贬义都没有,他一辈子真的很爱挖地窖存银子,埋在地下的银子肯定在一百万两以上,保守估计也有两百万两左右。按照购买力折算,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0亿元。


尽管渠家在祁县有渠半城的称号,可旺财主能攒下这么多银子,还真不是全靠家族继承。他是老二,没有继承家族最大的茶庄,而是分家自己创业。他接手字号时,作为年轻的少东家对老掌柜们很不客气,完全没有遵循晋商东家尊重掌柜独立经营的传统,经营大事全部由他亲自决定,硬是靠自己的经商才能打下一片天地。


作为大家印象中的山西土财主,渠源浈其实有超越那个时代的预判。在1900年慈禧太后逃亡经路过山西时,很多晋商家族慷慨解囊资助。搭上清朝最高统治者,满清贵族纷纷来存钱,生意蒸蒸日上一片兴隆,可当时的晋商并不知道距离清朝覆灭只剩十年了。


位于平遥百川通票号,在1902年的每股分红高达三万两白银。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之时,渠源浈却要撤出自己在百川通的全部股份,让众人十分不解。


按渠源浈自己的说法:庚子以后,太后眷顾,票号声誉日隆,满人大量存钱入号,这是高额分红的原因。用别人的银子赚钱,终究是靠不住的。


在他撤股之后,票号生意越来越难做,特别是清政府倒台更是给了众多晋商大家族致命一击。出于对渠源浈的佩服,祁县留下一句民谣:旺财主,有眼力,经商不钻钱眼子。


在渠源浈的众多小故事里,我还喜欢他打抱不平的一次经历。一天,有个乡下老头来祁县县城,尿急找不到厕所,就尿在大街上的墙角。巡警发现后把老头打骂一顿,还拴在东大街武衙门前示众。


渠源浈得知后,非常生气,自己跑到县衙门口,解开裤子就尿,并且是一直从门口尿到大堂前,一边尿一边骂人。巡警们哪里敢管旺财主,只能赶紧释放老人,求渠源浈息怒,保证今后善待百姓。


你说他粗俗吗?简直太粗俗了,一想到祁县首富曾在衙门尿了一路,我就乐不可支,老爷子真是土财主的霸气做派。你说这事解气吗?反正我是想不出更解气的方法,再怎么不喜欢他的脾气古怪,夸一句真性情是没错的。


即便是绝顶聪明、紧跟时代、窖藏银子防风险的土财主,能阻挡晋商没落的大趋势吗?渠源浈从年轻分家创业就是经商奇才,关心国家和国际局势,每天都要读报,预判了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绑定的危机,窖藏了几百万两白银对抗风险,还曾应山西巡抚曾国荃邀请参与防备沙俄的屯兵行动,等等等等……。


可旺财主终究只是山西土财主,他没有办法超越那个充满屈辱的时代,也没法在历史滚滚洪流中改变晋商没落的命运。


接下来,让旺财主的进士儿子登场吧。


“本”字辈:山西民族工业第一人渠本翘


旺财主有三个儿子,渠本翘是老大,但他自幼并不受脾气古怪的父亲喜爱,是在祖父家里长大。他的祖父乔超五,是大名鼎鼎的乔致庸的侄子,所以渠本翘是在乔家大院长大的。


晋商大家族的孩子,家里有钱很容易捐个生员身份或者直接捐官,能够硬碰硬考中秀才的并不多,再进一步考中举人的更是凤毛麟角。并不是功名对经商没有价值,而是科举这条路太难,商人的孩子有更多选择,不值得像范进中举那样死磕半辈子。


如果都是渠本翘这样的真学霸,23岁中秀才、26岁中举人、30岁中进士被任命内阁中枢,再回过头来经商,显然更容易把晋商事业做大。唯一可以吹毛求疵的地方,这个进士不是前两甲,是和曾国藩一样的同进士。


在清末这样的乱世,既是渠家这样晋商大家族的长子,又能获得进士这样的科举最高身份,我们真的很难假设,会有另外一个人更适合推动晋商变革。


渠本翘一生参与的大事主要有三件:一是创办山西省第一家民营工厂,二是推动票号改革成立银行,三是从外国商人手中赎回山西煤炭开采权。


先来说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。随着贸易路线从陆地转向海洋,其实山西在清末的颓势已不可避免。晚清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曾任山西巡抚,早在1884年就成立山西洋务局,筹划开矿办厂。可直到光绪十八年(1892年),山西布政使胡聘创立了官办火柴局,才让山西有了第一家近代工厂。


虽说这是山西近代工业开端,但这个官办工厂仍然以手工为主,生产的火柴质量不好产量还低,一直是亏损状态。渠本翘和祁县老乡乔殿森在1902年合资5000两白银将其买下,加大投资购买设备和聘请日本工程师,才有了后来销量极佳的“双福火柴”,并且以此为示范效应,引领其他晋商也开始投资兴建工厂。


作为当之无愧的山西民族工业第一人,渠本翘还曾参与清末票号业改组银行的纷争。


随着庚子年慈禧太后逃亡路过山西,表现积极的晋商获得满清贵族的信任,票号生意迎来回光返照式的繁荣。之后外国银行纷纷进入,传统票号模式日益艰难。在1903年李鸿章奉命组建新式银行的时候,就邀请经验丰富的山西票号参与,但被保守的掌柜们严令不许理睬。在1904年清王朝组建户部银行(后改名大清银行)时,同样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参与,依然被保守派严令“不准入股、不准派人参加”。


错失两次转向现代银行的机遇后,山西票号在1908年还有最后一次改革的机会。当时晋商的声望仍在,手里也不缺钱,只是票号在与银行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而已。渠本翘牵头,由年轻的票号经理李宏龄召集祁县、平遥、太谷三县在北京的票号经理,号召各家票号共同出资成立“晋省汇业银行”。


渠家本来就是祁县票号的东家代表,他亲自出面四处游说,自然各大票号都不敢怠慢。保守势力不敢说渠家,就开始各种风言风语攻击李宏龄是“自谋发财”。其中票号业威望最高的蔚丰厚大掌柜毛鸿瀚,更是直接指示“毋庸审议,径束高阁可也”。改革倡议不了了之,票号生意随着清政府垮台每况愈下。


更可悲的是,到了北洋政府时期,当年激烈反对票号改革的毛鸿瀚,变为极力支持政府担保向外商借款,由各票号联合设立银行。由于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,外商借款告吹,山西票号也再无机会改组银行。


渠本翘一生最光辉的大事,是在山西近代保矿运动中,作为牵头人从外国商人手里赎回矿权,并担任保晋公司总经理开发阳泉地区的煤矿和铁路。各位现在去参观祁县渠家大院,渠本翘故居里数吨重的单块煤炭纪念碑,就是继承了保晋公司的阳煤集团捐赠。


尽管站在山西人的角度,保矿运动是毫无疑问的爱国行为,我还是想从另一面讲述这个故事。


你肯定听说过清末《老残游记》这本小说,高中语文课本还有它的节选内容。作者刘鹗,抨击了清官误国的现象,很多内容看着相当过瘾。这些站在刘鹗对立面的清官是谁呢?估计他想骂很多人,但其中肯定会有渠本翘,因为刘鹗就是帮助外国商人签下山西煤炭开采权的中国买办。


站在刘鹗的角度看,山西的工业化进展非常落后,空有煤炭资源仍是人工开采,没有机器也没有铁路。既然如此,何不如让有钱有技术的外国商人开采呢?只要约定好三十年期限,到时候外国商人会留给山西工业化的煤矿和铁路,岂不是双赢?


于是,刘鹗作为外商的代表,搞定了清政府的上下关系,在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通过两个秘密条约把山西矿权卖给英国的福公司。我没有查到外商获得矿权总共花了多少钱,既然是不平等的秘密条约,估计也不需要真花钱买。倒是刘鹗作为福公司的中方代表,一年薪水两万两白银。


到了1905年,正太铁路修到阳泉,福公司拿着合约要求山西巡抚对阳泉的小煤窑一律封禁,交给外商开采。消息传出,山西人自然一片哗然,各种抗议层出不穷。1906年10月,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在东京跳海自杀,并在《绝命书》中写道:(清)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,晋人即可停止纳税义务,约一日不废,税一日不纳,万众一心,我晋人应有之权利也。


略过各种抗议和谈判,在1907年,福公司答应山西人可以用钱赎回矿权。接下来的故事看似胜利但其实很憋屈:外国商人故意设了275万两白银的天价,还要求短期内必须支付一半现银。渠本翘自己拿出巨资,还牵头发行股票和联系票号借入现银,终于在期限内把135.5万两白银交到福公司手里,让外国商人乖乖交出矿权撤出山西。即便算上给刘鹗的高薪,英国人的利润恐怕也在十倍以上。


坦率地说,渠本翘尽管领导了保矿运动并担任保晋公司总经理,但他并没能克服接下来的经营困难。辛亥革命爆发之后,山西地区成为军阀割据的地盘,保晋公司还完赎矿的欠款后几乎成了空架子。渠本翘也心灰意冷,辞去总经理之后移居天津后,不再过问政治,拒绝过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任职邀请,在1919年5月赴友人酒宴时猝死,享年58岁。他的父亲旺财主渠源浈,也在一年后去世。


回过头再看山西票号拒绝改组银行的建议,即便同意渠本翘牵头改革,票号生意也同样九死一生。世界格局变了,贸易线路也变了,夹两座大山脉之间的山西,不太可能在海洋贸易时代仍然是金融和贸易中心。


自明代九边兴起的山西商人,尽管还窖藏了很多白银,也没法阻止晋商和山西的衰落。放下改革就能让晋商重生的执念,看渠家“晋”字辈,如何给老晋商留下一个体面吧。


“晋”字辈:最后一个老晋商渠仁甫


既然是“晋”字辈,为啥渠仁甫的名字里没有晋?


渠仁甫,原名晋山,字仁甫。我没有查到老先生为什么以字代名,但从他一辈子恋家的感情看,大概率是客居四川14年时间里,想家想到连名字里的“晋”都不忍继续用了。


还记得旺财主渠源浈吗?他是三兄弟中的老二,所以才分家创业,渠家最重要的资产由他的哥哥渠源潮经营。由于儿子们都不幸去世得更早,渠源潮在1917年逝世时,家族生意就交给了孙子渠仁甫——这个时间恰好是渠本翘在天津逝世前两年。


与当时的很多晋商不同,渠仁甫一辈子对故乡极其眷恋。有点不恭敬地说,我认为渠老先生恋家甚至到了有一点不理智的程度。如果他能早点开始把渠家的财产和收藏品送走,也不至于在日军入侵祁县后遭受那么大损失。


在九一八事变之后,日本入侵中国的意图就很明显了,敏锐的晋商就开始有人向内陆省份搬家。在卢沟桥事变之后,日本人已经入侵华北,眼瞅着打进山西只是时间问题,商人和富人更是纷纷开始向西安、重庆、成都避难。


在战争阴影之下,我认为这是无可指摘的避险行为。更何况渠家商业的分级机构遍布全国,避难去成都也是住在自家长裕川的成都分号,除了恋家没有任何理由晚走给自己增加风险。


那么渠仁甫是什么时候出发去成都的呢?不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也不是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后,甚至不是1937年9月日军入侵山西的时候,而是一直等到1937年11月初,日军打进祁县的前一天才离开渠家大院。


是的,你没看错。尽管家人已经前期离开,但渠仁甫本人,确实是日军打到家里前一天才走的。渠家大院成了日军的总部,现在还留着当年日军在屋顶加盖的碉堡,这里还是《亮剑》中楚云飞一段戏的实景。


在成都客居的14年里,渠仁甫失去了小儿子、夫人和母亲。在这段时间里,可能是由于语言不通,也更可能是苦闷,他几乎不出屋门,只是每天看古书和写毛笔字。距今隔了快一百年,多次搬迁后留下来的毛笔字,仍然超过四十万字,可想而知那几年的生活状态。


渠仁甫在成都唯一一次破例题字和参加社会活动,是1946年四川大学师生悼念被蒋介石杀害的李公朴、闻一多。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后,他才在1951年回到阔别14年的家乡。


由于渠仁甫主要赶上了民国和抗战的动荡时期,粗看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商业成就,票号和茶业生意也都中断或改行。可仔细想想,能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还保有五个商号和相当资产,没有经商才能是绝不可能办到的。


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渠仁甫坚守到新中国公私合营时期的渠家财产:


渠家的长裕川茶庄前后经营近200年,随着茶业生意衰落,在民国20年(1931年)改为经营食盐和仓储,建国时尚有资本5亿元(旧币,1955年按一万比一折算新币)。1953年,汉口的长裕川迁回祁县改建砖瓦厂,后公私合营改为太原瓷厂,折合股金1.46万元。


诚记茶号是渠仁甫在抗日战争时期创立的独资企业,总号在湖南安化,收购、生产茶业运到西安销售,建国时尚有资本超过3亿元(旧币)。在公私合营中,安化的诚记茶号改为安化资江铁厂,折合股金2.38万元;西安的诚记茶号迁回太原,改为太原车具修造厂,折合股金2.77万元。


永春原是渠家在清道光、咸丰年间的药店,总号设在祁县城内北大街,分号曾遍布北平、天津、西安、成都、汉口、广州、香港等地。建国后,改组为宏达堂药店,后公私合营并入县药材公司,没有查到资本和股金数据。


是盛楼点心店,位于祁县的糕点老字号,留下了当地俗语“要吃好的是盛楼”。乔家大院的“雪莲酥”月饼,就是这家店特供乔家大院的产品。建国时尚有资本两千万元(旧币),后公私合营改为祁县杂货店食品第一门市部,折合股金2127元。


书业诚古籍字画店,是渠仁甫在1923年创立的。买下的那个小院子,曾是山西最大的私人书房书业德,经营各种书籍和文具。建国时尚有资本六千万元(旧币),后公私合营并入太原新华书店,折合股金8024.87元。


除了上述公私合营的资产,渠仁甫还捐献了大量的房屋、土地、古籍和古董。这些资产与鼎盛时期的“渠半城”相比实在不能算多,但要考虑到,这可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胜后留下来的。相比之下,渠本翘这一支在移居天津之后,财富就消散得很快。根据渠本翘的孙子回忆,在1946他上高中的时候,家中已经一贫如洗交不起学费了。


1963年12月23日,渠仁甫在太原靴巷家中逝世,享年83岁。他的遗嘱有两条,一是要求儿子放弃公私合营时渠家入股的定息,二是后事从简、遗体火葬。


我有时会忍不住想,冥冥之中是不是老天爷安排渠家给晋商一个体面的结局呢?


渠家第十四代渠同海,给子孙们定下了“长、源、本、晋、川、华、荣、万、世、年”这十个字排辈分,然后在“源、本、晋”这三代,奇迹般连续出了三个足以代表晋商各种可能性的人物,给老晋商留下一个最体面的结局。


不然,我们还能怎样假设历史呢?假设老晋商适应历史趋势,能比旺财主渠源浈更开明?假设清末出现引领晋商变革的人物,能比考中进士又积极推动工业化的渠本翘更适合?假设能坚持熬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守成者,能比渠仁甫更坚强、更隐忍、更爱山西这片土地?


我觉得都不可能,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。当运输工具从骆驼换成火车轮船,当贸易路线从向北陆运换成全球海运,当贸易重心从蒙古俄罗斯换成欧洲美国,称雄商界五百年的晋商衰落,已经是没有人可以阻止的历史车轮。老晋商们当年就已经尽力了,不需要我们这些后人妄自菲薄或空谈遗憾。


还记得渠仁甫是在太原靴巷家中逝世吗?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看到老先生的故居。当你来到太原旅游的时候,大概率会参观一条网红街——钟楼街。这可能是当下山西商业化最好的步行街,非常热闹,非常值得逛一逛。


在钟楼街中间的靴巷口,向北走一百米,就可以看到一座小二楼。这座小楼的二层护栏,是看起来有点突兀的铁艺,这让它在周围新盖的仿古建筑里,显得不那么古色古香。这正是渠仁甫最后的居所,也是他亲手创建的书业诚所在,那些铁艺是民国最时髦的昂贵装饰。


如果这里可以为渠家和晋商建一个小小的展览馆,我真心希望,不要再重点叙述晋商当年如何富可敌国了。以山西目前的经济状况,“我们当年富过”的故事未必真吸引人,不如认真讲讲被历史车轮碾过时的无奈、挣扎和奋斗,讲讲恋家的山西商人如何坚持最后的体面。


从旺财主,到渠进士,以及把渠家最后资产交给新中国的渠政协委员、人民代表。你可以很容易找到比当下山西更富裕的地区,却不太好找一个曾经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商帮,能在中国历史上最屈辱和动荡的时期之后,始终爱国、爱百姓、爱家乡,以三代人的故事为老晋商留下一个最体面的结局。


#下图为太原钟楼街靴巷的书业诚旧址,也是最后一个老晋商渠仁甫的故居#‍‍‍‍‍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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