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，作者：老康，头图来自：由ai生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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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，应该是知名度最高的晋商大院。相比之下，同在祁县的渠家大院，熟悉的人很少，去参观的游客也很少。本文想讲的，是晋商在清末开始走下坡路之后，渠家第十七世到十九世三代人的故事。
从明朝给九边送粮草换盐引开始，哪怕明末清初最动荡的时期，晋商的资金积累和从商经验都是延续不断的。新中国的公私合营算一个历史节点，改革开放之后的山西商人们都是从零开始，无论资金还是经验，与当年的老晋商已经没什么直接联系了。
清末晋商是不是特别守旧，没有锐意改革？如果有能人带领晋商改革，能不能不衰落？如果衰落不可避免，谁可以算最后一个老晋商？
上述这些问题，渠家“源”字辈的渠源浈、“本”字辈的渠本翘、“晋”字辈的渠仁甫，这三代人的故事可以给我们答案。
“源”字辈：开明又古怪的土财主渠源浈
“源”字辈是渠家第十七代，恰逢道光、咸丰年间山西票号的鼎盛时期。在此之前，渠家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大茶商，开辟了从武夷山到俄罗斯的万里茶道。再加上这个时期开办票号生意兴隆，可以说祁县渠家是晋商里茶业和票号业的顶级大家族。
渠源浈生于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，是三兄弟中的老二，因为乳名旺儿，所以祁县人都叫他旺财主。说他是山西土财主，一点贬义都没有，他一辈子真的很爱挖地窖存银子，埋在地下的银子肯定在一百万两以上，保守估计也有两百万两左右。按照购买力折算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0亿元。
尽管渠家在祁县有渠半城的称号，可旺财主能攒下这么多银子，还真不是全靠家族继承。他是老二，没有继承家族最大的茶庄，而是分家自己创业。他接手字号时，作为年轻的少东家对老掌柜们很不客气，完全没有遵循晋商东家尊重掌柜独立经营的传统，经营大事全部由他亲自决定，硬是靠自己的经商才能打下一片天地。
作为大家印象中的山西土财主，渠源浈其实有超越那个时代的预判。在1900年慈禧太后逃亡经路过山西时，很多晋商家族慷慨解囊资助。搭上清朝最高统治者，满清贵族纷纷来存钱，生意蒸蒸日上一片兴隆，可当时的晋商并不知道距离清朝覆灭只剩十年了。
位于平遥百川通票号，在1902年的每股分红高达三万两白银。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之时，渠源浈却要撤出自己在百川通的全部股份，让众人十分不解。
按渠源浈自己的说法：庚子以后，太后眷顾，票号声誉日隆，满人大量存钱入号，这是高额分红的原因。用别人的银子赚钱，终究是靠不住的。
在他撤股之后，票号生意越来越难做，特别是清政府倒台更是给了众多晋商大家族致命一击。出于对渠源浈的佩服，祁县留下一句民谣：旺财主，有眼力，经商不钻钱眼子。
在渠源浈的众多小故事里，我还喜欢他打抱不平的一次经历。一天，有个乡下老头来祁县县城，尿急找不到厕所，就尿在大街上的墙角。巡警发现后把老头打骂一顿，还拴在东大街武衙门前示众。
渠源浈得知后，非常生气，自己跑到县衙门口，解开裤子就尿，并且是一直从门口尿到大堂前，一边尿一边骂人。巡警们哪里敢管旺财主，只能赶紧释放老人，求渠源浈息怒，保证今后善待百姓。
你说他粗俗吗？简直太粗俗了，一想到祁县首富曾在衙门尿了一路，我就乐不可支，老爷子真是土财主的霸气做派。你说这事解气吗？反正我是想不出更解气的方法，再怎么不喜欢他的脾气古怪，夸一句真性情是没错的。
即便是绝顶聪明、紧跟时代、窖藏银子防风险的土财主，能阻挡晋商没落的大趋势吗？渠源浈从年轻分家创业就是经商奇才，关心国家和国际局势，每天都要读报，预判了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绑定的危机，窖藏了几百万两白银对抗风险，还曾应山西巡抚曾国荃邀请参与防备沙俄的屯兵行动，等等等等……。
可旺财主终究只是山西土财主，他没有办法超越那个充满屈辱的时代，也没法在历史滚滚洪流中改变晋商没落的命运。
接下来，让旺财主的进士儿子登场吧。
“本”字辈：山西民族工业第一人渠本翘
旺财主有三个儿子，渠本翘是老大，但他自幼并不受脾气古怪的父亲喜爱，是在祖父家里长大。他的祖父乔超五，是大名鼎鼎的乔致庸的侄子，所以渠本翘是在乔家大院长大的。
晋商大家族的孩子，家里有钱很容易捐个生员身份或者直接捐官，能够硬碰硬考中秀才的并不多，再进一步考中举人的更是凤毛麟角。并不是功名对经商没有价值，而是科举这条路太难，商人的孩子有更多选择，不值得像范进中举那样死磕半辈子。
如果都是渠本翘这样的真学霸，23岁中秀才、26岁中举人、30岁中进士被任命内阁中枢，再回过头来经商，显然更容易把晋商事业做大。唯一可以吹毛求疵的地方，这个进士不是前两甲，是和曾国藩一样的同进士。
在清末这样的乱世，既是渠家这样晋商大家族的长子，又能获得进士这样的科举最高身份，我们真的很难假设，会有另外一个人更适合推动晋商变革。
渠本翘一生参与的大事主要有三件：一是创办山西省第一家民营工厂，二是推动票号改革成立银行，三是从外国商人手中赎回山西煤炭开采权。
先来说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。随着贸易路线从陆地转向海洋，其实山西在清末的颓势已不可避免。晚清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曾任山西巡抚，早在1884年就成立山西洋务局，筹划开矿办厂。可直到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山西布政使胡聘创立了官办火柴局，才让山西有了第一家近代工厂。
虽说这是山西近代工业开端，但这个官办工厂仍然以手工为主，生产的火柴质量不好产量还低，一直是亏损状态。渠本翘和祁县老乡乔殿森在1902年合资5000两白银将其买下，加大投资购买设备和聘请日本工程师，才有了后来销量极佳的“双福火柴”，并且以此为示范效应，引领其他晋商也开始投资兴建工厂。
作为当之无愧的山西民族工业第一人，渠本翘还曾参与清末票号业改组银行的纷争。
随着庚子年慈禧太后逃亡路过山西，表现积极的晋商获得满清贵族的信任，票号生意迎来回光返照式的繁荣。之后外国银行纷纷进入，传统票号模式日益艰难。在1903年李鸿章奉命组建新式银行的时候，就邀请经验丰富的山西票号参与，但被保守的掌柜们严令不许理睬。在1904年清王朝组建户部银行（后改名大清银行）时，同样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参与，依然被保守派严令“不准入股、不准派人参加”。
错失两次转向现代银行的机遇后，山西票号在1908年还有最后一次改革的机会。当时晋商的声望仍在，手里也不缺钱，只是票号在与银行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而已。渠本翘牵头，由年轻的票号经理李宏龄召集祁县、平遥、太谷三县在北京的票号经理，号召各家票号共同出资成立“晋省汇业银行”。
渠家本来就是祁县票号的东家代表，他亲自出面四处游说，自然各大票号都不敢怠慢。保守势力不敢说渠家，就开始各种风言风语攻击李宏龄是“自谋发财”。其中票号业威望最高的蔚丰厚大掌柜毛鸿瀚，更是直接指示“毋庸审议，径束高阁可也”。改革倡议不了了之，票号生意随着清政府垮台每况愈下。
更可悲的是，到了北洋政府时期，当年激烈反对票号改革的毛鸿瀚，变为极力支持政府担保向外商借款，由各票号联合设立银行。由于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外商借款告吹，山西票号也再无机会改组银行。
渠本翘一生最光辉的大事，是在山西近代保矿运动中，作为牵头人从外国商人手里赎回矿权，并担任保晋公司总经理开发阳泉地区的煤矿和铁路。各位现在去参观祁县渠家大院，渠本翘故居里数吨重的单块煤炭纪念碑，就是继承了保晋公司的阳煤集团捐赠。
尽管站在山西人的角度，保矿运动是毫无疑问的爱国行为，我还是想从另一面讲述这个故事。
你肯定听说过清末《老残游记》这本小说，高中语文课本还有它的节选内容。作者刘鹗，抨击了清官误国的现象，很多内容看着相当过瘾。这些站在刘鹗对立面的清官是谁呢？估计他想骂很多人，但其中肯定会有渠本翘，因为刘鹗就是帮助外国商人签下山西煤炭开采权的中国买办。
站在刘鹗的角度看，山西的工业化进展非常落后，空有煤炭资源仍是人工开采，没有机器也没有铁路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如让有钱有技术的外国商人开采呢？只要约定好三十年期限，到时候外国商人会留给山西工业化的煤矿和铁路，岂不是双赢？
于是，刘鹗作为外商的代表，搞定了清政府的上下关系，在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通过两个秘密条约把山西矿权卖给英国的福公司。我没有查到外商获得矿权总共花了多少钱，既然是不平等的秘密条约，估计也不需要真花钱买。倒是刘鹗作为福公司的中方代表，一年薪水两万两白银。
到了1905年，正太铁路修到阳泉，福公司拿着合约要求山西巡抚对阳泉的小煤窑一律封禁，交给外商开采。消息传出，山西人自然一片哗然，各种抗议层出不穷。1906年10月，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在东京跳海自杀，并在《绝命书》中写道：（清）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，晋人即可停止纳税义务，约一日不废，税一日不纳，万众一心，我晋人应有之权利也。
略过各种抗议和谈判，在1907年，福公司答应山西人可以用钱赎回矿权。接下来的故事看似胜利但其实很憋屈：外国商人故意设了275万两白银的天价，还要求短期内必须支付一半现银。渠本翘自己拿出巨资，还牵头发行股票和联系票号借入现银，终于在期限内把135.5万两白银交到福公司手里，让外国商人乖乖交出矿权撤出山西。即便算上给刘鹗的高薪，英国人的利润恐怕也在十倍以上。
坦率地说，渠本翘尽管领导了保矿运动并担任保晋公司总经理，但他并没能克服接下来的经营困难。辛亥革命爆发之后，山西地区成为军阀割据的地盘，保晋公司还完赎矿的欠款后几乎成了空架子。渠本翘也心灰意冷，辞去总经理之后移居天津后，不再过问政治，拒绝过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任职邀请，在1919年5月赴友人酒宴时猝死，享年58岁。他的父亲旺财主渠源浈，也在一年后去世。
回过头再看山西票号拒绝改组银行的建议，即便同意渠本翘牵头改革，票号生意也同样九死一生。世界格局变了，贸易线路也变了，夹两座大山脉之间的山西，不太可能在海洋贸易时代仍然是金融和贸易中心。
自明代九边兴起的山西商人，尽管还窖藏了很多白银，也没法阻止晋商和山西的衰落。放下改革就能让晋商重生的执念，看渠家“晋”字辈，如何给老晋商留下一个体面吧。
“晋”字辈：最后一个老晋商渠仁甫
既然是“晋”字辈，为啥渠仁甫的名字里没有晋？
渠仁甫，原名晋山，字仁甫。我没有查到老先生为什么以字代名，但从他一辈子恋家的感情看，大概率是客居四川14年时间里，想家想到连名字里的“晋”都不忍继续用了。
还记得旺财主渠源浈吗？他是三兄弟中的老二，所以才分家创业，渠家最重要的资产由他的哥哥渠源潮经营。由于儿子们都不幸去世得更早，渠源潮在1917年逝世时，家族生意就交给了孙子渠仁甫——这个时间恰好是渠本翘在天津逝世前两年。
与当时的很多晋商不同，渠仁甫一辈子对故乡极其眷恋。有点不恭敬地说，我认为渠老先生恋家甚至到了有一点不理智的程度。如果他能早点开始把渠家的财产和收藏品送走，也不至于在日军入侵祁县后遭受那么大损失。
在九一八事变之后，日本入侵中国的意图就很明显了，敏锐的晋商就开始有人向内陆省份搬家。在卢沟桥事变之后，日本人已经入侵华北，眼瞅着打进山西只是时间问题，商人和富人更是纷纷开始向西安、重庆、成都避难。
在战争阴影之下，我认为这是无可指摘的避险行为。更何况渠家商业的分级机构遍布全国，避难去成都也是住在自家长裕川的成都分号，除了恋家没有任何理由晚走给自己增加风险。
那么渠仁甫是什么时候出发去成都的呢？不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也不是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后，甚至不是1937年9月日军入侵山西的时候，而是一直等到1937年11月初，日军打进祁县的前一天才离开渠家大院。
是的，你没看错。尽管家人已经前期离开，但渠仁甫本人，确实是日军打到家里前一天才走的。渠家大院成了日军的总部，现在还留着当年日军在屋顶加盖的碉堡，这里还是《亮剑》中楚云飞一段戏的实景。
在成都客居的14年里，渠仁甫失去了小儿子、夫人和母亲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可能是由于语言不通，也更可能是苦闷，他几乎不出屋门，只是每天看古书和写毛笔字。距今隔了快一百年，多次搬迁后留下来的毛笔字，仍然超过四十万字，可想而知那几年的生活状态。
渠仁甫在成都唯一一次破例题字和参加社会活动，是1946年四川大学师生悼念被蒋介石杀害的李公朴、闻一多。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后，他才在1951年回到阔别14年的家乡。
由于渠仁甫主要赶上了民国和抗战的动荡时期，粗看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商业成就，票号和茶业生意也都中断或改行。可仔细想想，能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还保有五个商号和相当资产，没有经商才能是绝不可能办到的。
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渠仁甫坚守到新中国公私合营时期的渠家财产：
渠家的长裕川茶庄前后经营近200年，随着茶业生意衰落，在民国20年（1931年）改为经营食盐和仓储，建国时尚有资本5亿元（旧币，1955年按一万比一折算新币）。1953年，汉口的长裕川迁回祁县改建砖瓦厂，后公私合营改为太原瓷厂，折合股金1.46万元。
诚记茶号是渠仁甫在抗日战争时期创立的独资企业，总号在湖南安化，收购、生产茶业运到西安销售，建国时尚有资本超过3亿元（旧币）。在公私合营中，安化的诚记茶号改为安化资江铁厂，折合股金2.38万元；西安的诚记茶号迁回太原，改为太原车具修造厂，折合股金2.77万元。
永春原是渠家在清道光、咸丰年间的药店，总号设在祁县城内北大街，分号曾遍布北平、天津、西安、成都、汉口、广州、香港等地。建国后，改组为宏达堂药店，后公私合营并入县药材公司，没有查到资本和股金数据。
是盛楼点心店，位于祁县的糕点老字号，留下了当地俗语“要吃好的是盛楼”。乔家大院的“雪莲酥”月饼，就是这家店特供乔家大院的产品。建国时尚有资本两千万元（旧币），后公私合营改为祁县杂货店食品第一门市部，折合股金2127元。
书业诚古籍字画店，是渠仁甫在1923年创立的。买下的那个小院子，曾是山西最大的私人书房书业德，经营各种书籍和文具。建国时尚有资本六千万元（旧币），后公私合营并入太原新华书店，折合股金8024.87元。
除了上述公私合营的资产，渠仁甫还捐献了大量的房屋、土地、古籍和古董。这些资产与鼎盛时期的“渠半城”相比实在不能算多，但要考虑到，这可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胜后留下来的。相比之下，渠本翘这一支在移居天津之后，财富就消散得很快。根据渠本翘的孙子回忆，在1946他上高中的时候，家中已经一贫如洗交不起学费了。
1963年12月23日，渠仁甫在太原靴巷家中逝世，享年83岁。他的遗嘱有两条，一是要求儿子放弃公私合营时渠家入股的定息，二是后事从简、遗体火葬。
我有时会忍不住想，冥冥之中是不是老天爷安排渠家给晋商一个体面的结局呢？
渠家第十四代渠同海，给子孙们定下了“长、源、本、晋、川、华、荣、万、世、年”这十个字排辈分，然后在“源、本、晋”这三代，奇迹般连续出了三个足以代表晋商各种可能性的人物，给老晋商留下一个最体面的结局。
不然，我们还能怎样假设历史呢？假设老晋商适应历史趋势，能比旺财主渠源浈更开明？假设清末出现引领晋商变革的人物，能比考中进士又积极推动工业化的渠本翘更适合？假设能坚持熬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守成者，能比渠仁甫更坚强、更隐忍、更爱山西这片土地？
我觉得都不可能，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。当运输工具从骆驼换成火车轮船，当贸易路线从向北陆运换成全球海运，当贸易重心从蒙古俄罗斯换成欧洲美国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晋商衰落，已经是没有人可以阻止的历史车轮。老晋商们当年就已经尽力了，不需要我们这些后人妄自菲薄或空谈遗憾。
还记得渠仁甫是在太原靴巷家中逝世吗？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看到老先生的故居。当你来到太原旅游的时候，大概率会参观一条网红街——钟楼街。这可能是当下山西商业化最好的步行街，非常热闹，非常值得逛一逛。
在钟楼街中间的靴巷口，向北走一百米，就可以看到一座小二楼。这座小楼的二层护栏，是看起来有点突兀的铁艺，这让它在周围新盖的仿古建筑里，显得不那么古色古香。这正是渠仁甫最后的居所，也是他亲手创建的书业诚所在，那些铁艺是民国最时髦的昂贵装饰。
如果这里可以为渠家和晋商建一个小小的展览馆，我真心希望，不要再重点叙述晋商当年如何富可敌国了。以山西目前的经济状况，“我们当年富过”的故事未必真吸引人，不如认真讲讲被历史车轮碾过时的无奈、挣扎和奋斗，讲讲恋家的山西商人如何坚持最后的体面。
从旺财主，到渠进士，以及把渠家最后资产交给新中国的渠政协委员、人民代表。你可以很容易找到比当下山西更富裕的地区，却不太好找一个曾经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商帮，能在中国历史上最屈辱和动荡的时期之后，始终爱国、爱百姓、爱家乡，以三代人的故事为老晋商留下一个最体面的结局。
#下图为太原钟楼街靴巷的书业诚旧址，也是最后一个老晋商渠仁甫的故居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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